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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尔沁女性写作的艺术观察


2018-05-10 08:39:52 

—— 以《素手春秋:科尔沁大地上的女子书写》为观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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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现当代文学史,女性写作亦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初,是作为“五四”运动中宣扬“启蒙主义”的组成部分出现的,由于侧重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有着浓重的现实主义倾向,代表作家有冰心、庐隐、凌叔华等,三四十年代出现的萧红、张爱玲、苏青等也涵盖在此范围之内。尽管她们的作品也曾红极一时,但很快就为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社会主流意识所压制而湮没。第二次女性写作高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女作家的大量涌现是此时期文坛的一个突出现象,但其发展基本上还是循着“五四”的路子旨在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可以称为纯粹意义上“女性小说”的作品只有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以及铁凝的《玫瑰门》等。而在20世纪90年代则出现了女性写作的第三次高潮,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产生的是一种“个人化写作”。这个时期的女作家比中国文学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自由地表现女性意识,并且公开承认和坚持自己的性别立场,大胆地书写个人的女性经验,包括性、欲望和女性的身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林白、陈染、徐小斌、徐坤、海男、须兰,以及更年轻的一批被称作“美女作家”的诸如卫慧等。追溯女性写作的三次高潮来观照当下的科尔沁女性文学,可以发现也是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但同时又有着自己鲜明的地域特色。我们不妨以苏莉主编的《素手春秋:科尔沁大地上的女子书写》为观测点来梳理观照。

主题取向:童年与故乡

作为文学意象,“童年”与“故乡”是作家们最普遍、最多情的书写。这也反映出人类一种共通的情感取向。有人说:“故乡是一个人的血地。你生在那里其实你的一半就死在那里,所以故乡也叫血地。”诗人艾青的诗句犹在耳畔——“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而伴随着“故乡”出现的便是“童年”。童年是一个人最初的心理图式,它就像一块滤镜,每个人的一生都将不可避免的受到童年经验的影响,并不断为童年经验所过滤与折射。而在科尔沁女性文学中关于的“童年”与“故乡”的艺术书写更是俯拾即是。耿天丽的《风云女子》、苏莉的《仲夏夜之温凉时分》以及80后女作家陈萨日娜的《流泪的狐狸》都是以童年视角写成的,而散文中更有绝大部分在描写“故乡”与“童年”。其实一般的“乡土文学”大体上都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作家对故乡采用田园牧歌式的描写,如沈从文的《边城》;第二种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故乡的封建与落后日益暴露,作家不得不以批判的方式唤起人们的觉醒,此类作品中代表作为鲁迅的《故乡》等;最后一种则是作家少年离家,出外闯荡,遭遇某种困难后,企图向童年与故乡皈依,并寻找自己业已失落的精神家园,寻根文学中的绝大多数作品均属此类。

科尔沁女性文学中的“童年”“故乡”题材作品则大都属于第三种。在这些女性作者的作品中,不难看出“故乡”对于她们的孩提时代往往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而父亲、母亲与老屋则承载了她们满满的乡愁。围绕着自家老房子的一草一木、一屋一舍都是孩子眼里、心里的乐园,然而随着她们慢慢长大,接受新的知识文化,日益受到外界文化的冲击,就逐渐萌生了逃离“故乡”的想法。并不是因为“故乡”不好,而是“故乡”已无法满足她们对这片土地之外美好生活的幻想。1970年代生于开鲁的女作家任志鸿在散文《回不去的老房子》中对老屋的描写令人心酸:“我们的老房子一定是累极了,先是东南的棚顶掉了一角,后是西墙山也堆了下来,他像一个需要休息的老人,整个房屋的筋骨都松散了。”散文结尾处作者讲述了一次陪父母回老家办事的经历。在距老屋只有三公里的路程时,“我”问父亲是否要回老屋看看,本以为父亲会一口答应,却不想父亲一口回绝了“我”。只这一个情节就将“我”生于斯长于斯,而今却再也回不去老屋的复杂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其实这种心理很普遍也很好理解,似乎在每个小镇姑娘的心里,从小便种下了离开的种子。待到而立之年,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成家立业,生活稳定,并且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才开始后知后觉自己的精神世界已是一片荒原,于是,多年以后,才恍然大悟,如今拼命想挽回的恰恰是从前当做桎梏拼命想要逃离的故乡,人生常有吊诡之处啊。

说到故乡与乡愁,便不可不提出生于1970年代的女作家王昱华的《转身遇见乡愁,如此尴尬》,正如这篇散文的题目一样,笔者认为它在整个科尔沁女子书写中是一个特别的存在。首先是王昱华的个人经历,她既是作家、是诗人,又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不同的身份给了她不一样的生命体验。她尤其擅于捕捉生活瞬间的微妙感受,并以诗性的文字诉诸笔端。在《转身遇见乡愁,如此尴尬》中她写道:“我们,单薄的生命个体,一直在和时代屈服。时代给了我一个出生地,时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让我徒有草原儿女的虚名。直到今天时代同样给了我一个京城人的身份。但永远挥之不去的还是那份异乡感,始终做不到准确地把握,且深感内心的不属于。那么又属于哪里呢?这同样是很难说清的问题。”深刻地揭示出游子与寓居地之间“在却不属于”的尴尬关系,以及作家既回不去故乡,在心理上又不能接受将他乡作故乡的矛盾情感。这种情感在她的诗歌中亦有体现——“如同一个人出生在数千里外的东方/却在相反处找到故乡。有那么一刻真理就在脚下/高原的太阳洒下影子,郁郁苍苍。”

忽然想起仓央嘉措的那句诗:“我用世间所有的路,倒退,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正如,月亮回到湖心,野鹤奔向闲云,我步入你,然后,一场大雪便封住了所有人的嘴。”是啊,游子是风筝,故乡就是牵着她们的那根丝线,无论飞多远,总要回到故乡母亲的怀抱。叶落归根是一种必然的宿命。这方面70后女作家曾烟的诗《影子》有生动地表达:“后来,父亲离开了他忙碌一生的稻田,留下我一个人在他的稻田漫不经心地下种、拔草、开镰、收割。父亲的影子忽而在左,忽而在右,岁月多深,影子就多长。”

我才明白,“土地”对有些人而言,意味着一种生命的延续。

总之,“童年”“故乡”是科尔沁女作家笔下的“关键词”。而“童年”“故乡”之所以令人难忘,正是因为它作为已经失去的美好回忆永远无法复现,但这并不妨害它成为一种力量,成为日后精神上的“避难所”,为我们提供源源不竭的生命动力。它会是你漫长生命中,最闪亮的一瞬。

主体精神:真实与自然

女性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焦急地寻找并确认自己身份、地位的一个过程。因为女作家的头顶上似乎始终笼罩着男权主义的阴影。但在科尔沁地区的女性写作中这一点似乎体现的并不明显。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首先是“生而为人”,当我们站在这样广阔的视野上来观察生活,生命本身也就显得气势恢宏起来。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戏剧,在科尔沁女作家们的笔下你几乎看不到任何自恋与自怜的倾向。并非没有苦难,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烦恼与辛酸,作家大可选择浓墨重彩地铺排渲染,但轻描淡写亦是一种表现方式。没有高下,有的从来只是真实与自然。

1940年代出生的科尔沁女性文学代表人物耿天丽,虽然80年代才开始写作,但成果颇丰。《素手春秋》中收录了她的中篇小说《风云女子》,讲述的是作者的一段文革记忆,小说以第一人称写就,故事情节围绕着“白二姐”这个中心人物展开,并详细记叙了她与周围人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作者将“白二姐”这个旧社会的妓女无论如何都无法融入新社会的矛盾心理刻画的极为鲜活,而“白二姐”起初因为妓女的身份遭批斗,后又因“贫下中农”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了“革委会常委”,浮浮沉沉、几经波折的人生经历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现实对人性的一种摧残,以及时代的混乱与荒谬。小说语言朴素,情感真挚。

1960年代出生的科尔沁女性文学代表人物苏莉,其《仲夏夜之温凉时分》自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她的文笔使我自然地联想到“五四时期”周作人所提倡的“美文”,再往前延伸便是明代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写的虽然是小说,但语言却是诗性的(这似乎也正是作家所追求的),那种语体风格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类似冰心式的“我的心,孤舟似的,穿过了起伏不定的时间的海。”我始终觉得,能写出这般富有才情词句的女子,定然有一颗玲珑剔透的心。小说的开头很巧妙:“昨天,阿达家里的老猫叫了一整夜。”既设置了悬念,又为整篇小说奠定了一种“温凉”的情感基调。同时随着对故事情节的深入理解,你会发现“老猫”其实也是作为单身母亲与年幼的阿达生活的一种见证而存在,某种程度上“老猫”是时间的象征。有趣的是,单身母亲带着一个年幼的孩子其生活之艰辛程度可想而知,但小说并没有对母女俩经受的苦难进行正面描写和渲染,读罢之后,你感受更多的是一个女人的坚强与担当,当“父爱”缺失时,阿达非但没有情感匮乏,得到的反而是来自于母亲双倍的疼爱。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夸大或者说神化人物,在“妈妈”的认知里,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生活给予我们的,我们无力反抗,也无需反抗,是好是坏,默默地承受便好;是苦是甜,慢慢吞咽就好。这种女性书写不禁使我想起萧红,想起严歌苓,想起迟子建,一个好的作家,总能在最大限度内调动你的审美想象力,让你过往的阅读经验一一浮现,使你相信,她写的不是故事,而是生活本身。这,便是文学的魅力吧。

大多数女性写作风格都是“满载着温柔,微带着忧愁”。使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就能清晰地感受到为女子所特有的细腻笔触。但《素手春秋》中收录的1970年代作家文润的《男人四十》则是一个例外。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以一个40岁的男性“三儿”的视角叙写了他与父母、村部同事以及同村寡妇六嫂子之间的纠葛。暂且不论作者对男子行动、语言的种种想像是否合理,光是敢于这样写就体现出了科尔沁女子的一种粗犷与豪迈。小说语言贴近生活,不乏幽默,但最打动读者的还是关于“我”与“六嫂子”之间情谊的描写。如果说起初六嫂子对“我”好,是代替她儿子向“我”道歉的一种方式的话(因为六嫂子的儿子徐会计打了“我”),那后来六嫂子送给“我”她亲手做的布鞋,就不能不说是人与人之间一种真挚情感的体现了。笔者一直觉得在“我”与六嫂子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情感,无关风月,而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一种惺惺相惜。小说结尾处六嫂子不告而别,托母亲转交给我她做的新鞋的细节从整体上升华了小说的主题,将六嫂子塑造成了一个类似西方“圣母”的形象,而“我”的精神与心灵也在与她的交往过程中得到了洗涤与净化。

没有什么比真情更动人。当写作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作者无需再取悦、迎合任何人,需要直面的,仅是自己的内心。洗尽铅华之后,她们拥抱的,是更加真实自然的自己。

回到原初:情感与诉说

1918年12月的《新青年》刊登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对后来的文学革命影响很大。周作人从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充分肯定人道主义,强调一种“利己而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理想生活”,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便谓之人的文学”。由此,文学须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观念逐渐被确立起来。

阅读《素手春秋》时,我一直在思考,究竟什么样的文学可以算是好文学?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意在说明文章写作要符合自己的个性与气质。无疑,这是衡量文学创作的一个标准。那除此之外呢?如果追根溯源,人们为什么写作?写作的目的是什么?通过写作人们又想得到些什么?回归到写作最纯粹的本质,写作,是为了情感,是为了诉说,我手写我心。

读过许多优秀的作品,也见过许多特别的题材,似乎没有宏大叙事、不谈任何主义就不能称之为好作品。在科尔沁女性文学创作中,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惊涛骇浪,多的是种种穿衣吃饭的日常琐事,甚至作品中蕴含的情感都是淡淡的,生老病死,顺其自然。我终于在这些科尔沁女作家们的笔下,找到了失落已久的平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需要承担的东西,我们活在这世上,身上都有包袱,生活的、物质的、精神的,没有一个人轻松。而关键问题在于苦难面前,我们以何种姿态面对。记录,是为了记住,还是为了忘却?科尔沁女子书写使我想到同为女作家的萧红和严歌苓。萧红在《呼兰河传》里讲,在他们的那个小镇上,谁家死了人,家里还活着的人就一起到城外寻一块土地将他埋掉,然后全家老小跪在新起的坟前哭上几个时辰。但明天起,人们就又恢复到该做什么做什么的正常生活中,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看到这儿,恐怕有人要说萧红的冷血无情了,可人死不能复生,除了顺其自然,又能如何呢?就像前文提过苏莉的《仲夏夜之温凉时分》,阿达家里的猫老了就老了,阿达她妈和她爸离婚了也就离婚了,阿达母女俩都知道并不能将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于是,在一个满是蛙声的夏夜,阿达妈不乏轻松地问阿达:“长大了你想做什么?”阿达说:“我想当老师。”作家分明在小说的末尾给了读者一丝光亮和一线希望。生活总得继续,也总要有些盼头。萧红说过:“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以为得意。不得意怎样?人生是苦多乐少。” 严歌苓的小说亦是如此,《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甚至《陆犯焉识》其本质都是“一个女人的诗史”。《小姨多鹤》中的朱小环与多鹤本是情敌,但在她得知多鹤的悲惨身世后,毅然化干戈为玉帛,与多鹤成了相濡以沫的亲姐妹。还主动承担起了抚养多鹤所生的三个孩子的重任。不能说她身上没有一点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侠气”。女性在面对苦难时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与顽强,往往是男人不具备的。所以,笔者觉得,把写作当成一种信仰,以女性特有的情感经验体察人生,并坚持用梦想烛照现实生活,这本身就是女子书写的意义所在。

正如主编苏莉在《素手春秋》的后记中说的那样:“看到姐妹们关注现实,热爱生命,热爱生活,面对困难勇敢担当,国家有难,也主动冲在前方,于是我们在她们的笔下看到,在国庆观礼的看台上有她,在汶川地震灾区的志愿者里有她,在手术台上与病魔抗争的有她,在丈夫去世带着公婆出嫁的有她,在老年痴呆的母亲旁边也始终陪伴着她……这是一群可敬的女子,更是一群可爱的女子。我对科尔沁大地上的女子书写充满了敬意,也很愿意把这群拥有美丽心灵的成长于科尔沁大地上的女子们展现在大家面前。”这诚然是可敬的,尤其是在了解到科尔沁女性作家有很多并非从事与文学、文字相关的行业,心中遂更有一种敬佩之情。她们除了极少数的专业人士以外,大多数是公务员、记者、编辑、教师、自由职业者、打工妹,甚至还有农家妇女和在校大学生等,身份几乎囊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在文学的家园里,大家是平等的,只要你有写作的欲望,有对文字的热爱,有想要表达的情感诉求,你就可以写作,我手写我心。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人。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科尔沁的大地上,有那么多的女性热爱文学,我手写我心,书写着她们的生活,记录着时代的喜怒哀乐,并且,除了老一代的女作家们依然活跃在科尔沁文坛(50年代女子书写代表人物有李丽、陈静平等)以外,中年一代仍然葆有旺盛的创作激情(60年代的代表人物是苏莉、田草、寇峰鹰、白晶、陆文杰等;70年代的代表作家有青蓝格格、曾烟、文润、任志鸿、周静等;80年代比较有影响力的女作家是陈萨日娜,值得注意的是,她是蒙汉双语写作),最让人高兴的是,新一代的90后,甚至是00后“女子书写”也正在崛起中。芝兰玉树,后续有人,科尔沁女子文学必将薪火相传,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放射出别样光彩,为科尔沁文学,乃至澳门新葡京官网文学、中国当代文学贡献出属于科尔沁草原的文学力量。

  文\魏华倩


  责任编辑:苏伦高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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